1.职业教育

6月23日，时隔9年之后，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召开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决定》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而在会议前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这个指示有417个字。习近平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这个指示，与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决定》的出台，被认为是职业教育领域发展的一次重大“顶层设计”，也表明了我国加强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心和信心，将极大推动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步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可以说，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努力推动引导全社会确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创新的观念，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已成为国家层面上的一种共识。然而，如何将其进一步扩大为全社会的共识，并逐步落实到实践，真正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下一步关注的焦点。

2.本科转型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的一番言论，上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2000年后新建的近600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关于新建本科高校转型职业教育的讨论，迅速出现在各大媒体。

此后，教育部多次辟谣，认为媒体的“表述是不准确的”。本科转型，既不是全部本科转型，也不是新建600所本科转型，更不是本科转型降为高职甚至是中职学校。

关于这一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样描述：“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

本科转型是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两个层面提出来的。本科转型这一消息一出来，招致太多的争议。在本科转型方面，争议的重点是现有本科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是否要教育部说了算?而在高职院校特别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看来，高职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的道路被堵死了?高职升本无望了?围绕这些话题，至今一直争论不休。

教育改革不是靠运动，不能“刮大风”，高校是否转型，还是要看基础和条件，不能一刀切。在政府的引导下，学校能真正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提出明确、适当的办学定位和发展道路，才是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还是那句老话：“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

3.工士学位

一夜之间，地处湖北孝感的一所原本普通的高职学校——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国内教育界关注的焦点。6月20日，在该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1103名应届毕业生，被授予相当于本科副学士学位的“工士学位”证书。这是国内首所高职院校试水为高职高专层次的学生授予学位。

很快，教育部对此回应称，“这项试点是湖北职院自己的行为，而且其向毕业生颁发的‘工士’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更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已经有了‘工士’这一学位。”此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也对此解释并承认，“未经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工士学位”风波背后，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在学位授予制度改革上的艰难尝试。

在我国，长期受到轻视的高职教育在学位序列中一直没有一席之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分别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中，本科对应学士学位，研究生对应硕士和博士学位，均属于学术型学位，以应用型为特色的高职教育的学位设置完全被忽略了。

湖北职院的试水引来热议，恰恰在于设立“工士”学位，构建“工士——学士——硕士——博士”四级学位体系，能够更加完善我国现行学位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帮职业教育“正名”，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值得期待的是，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显然，把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纳入我国学位制度的方向已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4.零投档

在2014年高考录取中，一些省份如陕西、安徽、贵州、海南等地存在一个现象，即有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并有大面积蔓延的趋势。

报道面世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即使是职教界反映也不一：有人认为，这些仅仅是一连串数字，不过表明高职遭遇“零投档”的常态化，不足以说明实质问题;有人觉得“零投档”主要出现在省外招生，媒体有放大之嫌。毕竟，自己所在的省份和学校今年总体招生还不错，不必如此悲观;还有人对“零投档”早已产生审美疲劳，对此视而不见，以为危机不过是报章上渲染出来的，离自己很遥远，是媒体为吸引受众眼球的“标题党”罢了……

高职面临生源危机，这是几年前就开始出现的现象，从山东省高职高专缺口4万人，到高考180分即可读高职，到现在很多省市在推行的高职注册入学，不得不说，生源危机已经来临，教育行政部门和办学者的应对能力在面临着考验。

在生源竞争形势下，考生(家长)对学校提高育人质量的期待往往会转化为“用脚投票”的实际行动，办学的质量、特色、品牌，将成为高职院校新一轮优胜劣汰“洗牌”的重要衡量指标。

生源危机可能长期存在，零投档还会继续蔓延，在招生批次长期处于底层的高职学校，准备好了吗?

5.鲁班锁

2014年10月10日，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了一份“神秘礼物”——鲁班锁，一种从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益智玩具，解开这把锁寓意着解开难题。被默克尔用手托起的这把鲁班锁，将传统和现代严丝合缝，铝合金代替了木头，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在这只“鲁班锁”中得到完美的统一。

王明靖、李志仁、张少华，3个90后小伙儿，是这把鲁班锁的制造者。而他们就读的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则是中德两国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向国内引入了德国享誉世界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理念和模式。迄今，在该校工作的德方专家中，已有4人获得中国国家友谊奖。从入学那一天起，学生们就受益于“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融合。

当默克尔从李克强手中接过那只精巧的“鲁班锁”时，一个再显著不过的信号，经由两国总理的动作和笑容释放出来：全球最大制造国与最精良制造国之间的合作，令人期待。

有评论认为，李克强总理送出这只“鲁班锁”，代表了一种虚心：中国在提振现代制造业上有所追求，要向德国学习，要与德国经济技术加强深度合作。同时，中国年轻的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未来新型的产业工人，用自己的技艺和热情做出了这只精巧的“鲁班锁”，并经由中国总理之手散发出异样光彩。在这样的事实中，确凿地传递出“中国制造”的信心。

6.蓝翔

蓝翔一直很火。与以往“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带来的火不同，今年的火是被“后院”点燃。

2014年9月，“跨省打架门”曝光，9月5日蓝翔技校副校长带领着上百名蓝翔技校的职工、学生及社会人员从山东济南赶到河南商丘，与蓝翔校长荣兰祥妻子孔素英的家人发生冲突。起因源于荣兰祥与孔素英在去年年底开始的离婚官司。

此后，这场离婚官司渐有演变为“离婚门”之势。孔素英称荣兰祥有多个身份证，多套房，多个孩子，等等。清官难断家务事，然而，却成了媒体的“盛宴”。

当然，由于媒体的追问，目前的蓝翔校长荣兰祥请辞了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并公开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积极配合计生和公安部门的调查，就个人家庭问题在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致歉，并表示“蓝翔不易，恳请理解与支持”。

蓝翔风暴，对很多媒体来说，没分清是举办者的家事、个人丑闻，还是学校办学的丑闻，前者属于法律问题，应该由司法机关调查、处理，后者属于违规办学问题，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查处，属于办学理念不一致的，则可以探讨。

其实，在我国，民办教育面临不平等的舆论环境，一旦民办学校出事，有的媒体炒作，甚至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也隔岸观火。

毋庸置疑，民办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平等、包容、理性的舆论环境，这肯定是我国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正能量。

7.周浩

6年前，周浩以青海省理科前5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3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在北京大学期间，周浩想到过转学，却不能如愿，也休学一年打过工。2014年11月4日，在第六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期间，周浩的经历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

引发舆论风暴的原因是，很多人不敢相信周浩的选择。因为在公众眼里，技校和北大相差实在太远。不少人认为周浩是北大的失败者，是无奈而退学。网上有网友对周浩和北大主观猜测评论：“肯定是在北大待不下去了，挂了很多科吧。”也有人描述这样一幅画面：北大课程很无聊，周浩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自己不好好听课，挂了很多科，最终待不下去灰溜溜地跑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周浩从小喜欢操作机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理论课比较多，不太适合他，由此他开始谋划转校。但是在北大学习的那几年，他从来不曾翘课。转学到技校后的周浩，好像如鱼得水，喜欢上技能课和实践课，还利用其外语优势上外文网站，对世界前沿科技了如指掌。

必须承认，周浩弃北大读技校，只是个偶然事件，这并不表明，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真正提高了。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竟然80%的网友对周浩的“伟大”选择点赞。

对周浩行为的“点赞”，当下主要出于尊重选择、感叹他的勇气，而职业教育和整个中国教育的未来，则在于所有学生的自由选择。我们期待，以后，“弃北大读技校”不再成为新闻，而成为选择教育的新常态。

8.生均拨款

“都4%了，怎么还不落实高职生均拨款?”2012年，当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达到4%时，这个喜讯在高职教育界炸开了花，以为高职生均拨款可以落实了。

喜讯又在2014年11月28日传来，当天，财政部、教育部宣布，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两部门发布的通知提出，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不低于1.2万元，2017年以前，对于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尚未达到1.2万元的省份，根据东部地区25%、中西部地区35%的基本比例以及各省财力状况等因素，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给予拨款标准奖补。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欠账太多。在两个“半壁江山”(一是高职教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一是中职教育占中等教育半壁江山——编辑注)的教育系统中，国家在职业技术教育板块上的财政投入，只占整个教育经费的10.6%(含高职/中职在内)。

众所周知，高职自诞生时起就被标以不同的身份：公办民办、省管市管、政府管企业管、教育部门管行业部门管，等等。身份决定经费来源，渠道决定经费额度。没有“标准”的标准导致高职经费投入乱象丛生、严重不足：有的仅有学费“投”入，有的仅凭地方“长官意志”投入，有的只有职工基本工资投入，有的示范配套经费是“空头支票”，有的还需要上交部分学费，成了“负投入”，等等。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这样的乱象致使不少高职院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为了维持生计，一些校长只好以简化办学条件、降低教职工福利待遇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代价。

职业教育要发展、要升级，资金是保障。高职生均拨款政策落实，是每个高职院校办学者的梦想，这个“梦”离实现终于不远了。